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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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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与创造 -吴良镛
主讲人简介
吴良镛，1922年5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获工学士学位。1948－1950年在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学习，并获硕士学位。
1950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至今，历任系副主任和系主任；1984年筹建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任所长；1995年筹建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任主任。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教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为培养建设人才和师资队伍做出了杰出贡献，多次获得国内外嘉奖，1996年被授予国际建协教育/评论奖。此外他主持参与多项重大工程项目和科研课题，如北京图书馆新馆设计、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广西桂林中心区规划、孔子研究院规划设计、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九五”项目——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人居环境：基本理论与典型案例研究、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东北亚地区城市化发展新途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八五”重点项目－－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研究等。其中他主持的北京市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试点工程获1992年度的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和世界人居奖，2000年获得国家建设部颁布的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城市史纲》(1985，西德英文版)、《城市规划论文集》(1986)、《广义建筑学》(1989)、《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1994和1999，中英文版)、《迎接新世纪的来临》(1996)、《建筑学的未来：世纪之交的凝思》(1999)、《人居环境科学导论》（2001）、《北京宪章——建筑学的未来（中英文版）》（2002）、《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2002）等著作以及近200篇学术文章。他参与创建了中国建筑学会等多个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担任副理事长、理事长等职，并担任建筑和城市规划专业杂志和刊物的主编。在国际学术界享有较高声望，担任过多个学术团体的领导人，被美、日、英等国的建筑师学会聘任为荣誉资深会员、俄罗斯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并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
内容简介
吴良镛院士此次讲座的题目名为《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与创造》，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
首先，吴院士分析了新时期的建筑文化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中地域文化的失落，从建筑界国际竞争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切入，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直言目前中国建筑师正面临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而且中国建筑师对本国建筑文化缺乏应有的信心。另外，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也是造成建筑文化危机的原因之一。吴院士也认为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没有自觉的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他认为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
在“城市黄金时代“与城市振兴的机遇这一段中，吴院士首先从基本国外出版的建筑书籍谈起，引出城市黄金时代的概念，并指出中国城市的黄金时代已经来到，各地建设市场的空前活跃就是明证。在这里吴院士再次重申：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
最后吴院士分五点阐述了开拓性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问题：
1、着眼于地域文化，深化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研究；
2、从史实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
3、追溯原型，探讨范式。
4、以审美意识来发掘遗产，总结美的规律，运用于实践
5、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
在讲座最后吴院士指出：时代在前进，我们追求的目标必须不断随之向高处发展，难点在于这移动中的目标本身就需要不断寻觅，不能固步自封，学术思想总在原地踏步。文化是与时并进的，积极关注中国建筑文化的提高必然要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中国建筑与文化研究的高潮必然到来，我们要及早地从多方面入手。中国建筑研究需要放眼世界，总当以东方的思想情操、美学境界启发新的创造，倡建中国学派，并汇入世界建筑文化洪流中，未来不可限量，难于管窥，要有“大海波涛现代人”的胸怀去开拓进取，当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道路漫长，跬步千里，我们必需艰苦努力。
全文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的“市场”欣欣向荣，非常热闹。大小竞赛不断，并且似乎非国际招标不足以显示其“规格”，影响所及，国际上一些建筑事务所纷纷来中国的主要城市“抢滩”，进行一场“混战”（说它是混战，因为出题往往未经过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发标、评委组织匆匆忙忙）。由于目前中国建筑师新生力量在茁长，设计机构在重组，经不住大型竞赛的诱惑，因此只能被动地参战，这不免令人联想到1920－1930年代中国建筑事务所在上海等地的租界争一席之地的情况，尽管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发展，过去与今天已不能相提并论，但目前中国建筑师正面临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则是无疑的。
繁荣的建筑市场中的设计竞赛，表面上看，是技术与经济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竞争。一般说来，技术与经济竞争的目标和要求较为明显，“指标”具体，而建筑文化的竞争、设计艺术匠心的酝酿则较难捉摸，但非常重要。目前，一般商品市场的竞争战略观念已经从产品竞争转变到智能竞争，要求掌握“核心专长”，即要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智能。有人说21世纪竞争将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对建筑来说，颇为确切。中国建筑师理应熟悉本土文化，能够赢得这方面的竞争，但事实上未必如此，兹举首都博物馆的例子说明。应该说首都博物馆设计不是一般的建筑设计，它本身是文化建筑，又建在中国文化中心、首位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主要大街上，建筑构思理应追求更多一些文化内涵和地方文化特色，事实很令人失望，从参赛的一些方案包括中标的方案中，我们并不能得到这种印象。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中，由于操办者的偏颇以及中国某些同行们的哄抬，那位建筑师扬言“对待传统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逼到危险的境地”，今天试看到处“欧陆风”建筑的兴起，到处不顾条件地争请“洋”建筑师来本地创名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种种现象都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建筑文化缺乏应有自信。
浙江绍兴原是一个规模并不大、河网纵横、保存得也相当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与苏州分庭抗礼，分别是越文化与吴文化的代表，对绍兴不难进行整体保护，甚至有条件申请人类文化遗产，可决策者却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赶时髦，中心开花，大拆大改，建大高楼、大广场、大草地，并安放两组不伦不类的庞大的近代建筑，不久前我旧地重游，叹惜不已。这种遭遇何止一地？在“三面荷花一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大明湖，现在因为湖边高楼四起，在湖中只能看到残山剩水，已失去昔日烟波浩渺的诗情画意。目前，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在大建设的高潮中，这类“建设性破坏”已经时有发生，北京从1980年代后期兴起的危房改造，确实改造了一些危旧房，但拆个不停，现已从旧城边缘拆到历史保护地段的城市中心精华地区，眼看雕梁画栋、绿荫满院的住宅，一夜之间夷为平地，不禁为之黯然神伤。
上述两点危机绝非孤立现象，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其共同点则可以归结为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与糟蹋，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而实质上是所谓全球化（不是真正的）与地域文化激烈碰撞的反映。
全球化是一个尚在争议的话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传媒的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其经济方面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给地域文化发展以新的内容、新的启示、新的机遇；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也可以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所贡献，连美国塞缪尔·亨廷顿也说：“在未来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但是，事实上，全球化的发展与所在地的文化和经济日益脱节，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没有自觉的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当然不能算是弱势文化，但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科学技术落后，建筑科学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虽然在1920－30年代涌现出近代建筑的先驱者，努力不懈地介绍西方建筑，整理中国遗产，创建名作，功不可没，但1950年代后，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对世界建筑思想的发展缺乏全面的了解，甚至仍在为过时的学术思想等所支配，如对国际式建筑、现代建筑拳拳服膺。现代形形色色的流派劈天盖地而来，建筑市场上光怪陆离，使得一些并不成熟的中国建筑师难免眼花缭乱；与此同时，由于对自己本土文化又往往缺乏深厚的功力，甚至存在不正确的偏见，因此尽管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全球强势文化，我们一时仍然显得“头重脚轻”，无所适从。
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成功的建筑师从来就不是拘泥于国际式的现代建筑的樊笼，美国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上海金贸大厦就是一个证明。可惜我们自己建筑师队伍对中国文化认识还不够，钻研还不深。
城市文明与文化一直为学者们所倡导。在1940年代，美国评论家、在历史人文社会多领域著作等身的学者芒福德（L. Mumford）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现象，曾撰写《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书，后意犹未尽，又进一步发展为《历史中的城市》（Cities in History），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在上个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霍尔（P. Hall）在写《明日之城市》（Cities of Tomorrow）之后，又撰写《城市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进一步选择西方2500年文明史中的21个城市，细评其发展源流、文化与城市建设特点，指出城市在市政创新中具有四个方面的独特表现：①城市发展与文化艺术的创造，②技术的进步，③文化与技术的结合，④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寻找答案。他指出，在城市发展史中有十分难得的“城市黄金时代”现象，这特别的窗口同时照亮了世界内外，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16世纪的伦敦，18－19世纪的维也纳，以及19世纪末的巴黎等等，清晰可见。为什么它形成在特定的城市，并在特定的时期内，突然地显现其创造力？为什么这种精神之花在历史的长河中短暂即逝，一般在十几年、二十年左右，就象它匆匆而来一样又悄然逝去？为什么少数城市能有不止一个黄金时代？为什么又难以捕捉并创造这智慧的火花？在此我们无法对这本巨著所涉及的城市作摘要叙述，对书中的观点未必全然同意，且作者声明，这本书并不试图说明一切，对5000年的中华文化等尚未涉及，这就从另一角度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文化史、城市史，中国黄金的城市时代是什么？对唐长安、洛阳、北宋汴梁、南宋杭州、元大都以至明清北京等一般的情况学者们大体有所了解，我们可以从中再发现什么？（说到这里，我很懊悔自己当年林徽因先生在病榻上与我聊汴梁的时候，我未能一一记录下来。）我们不一定象霍尔那样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这些城市确有极盛一时的辉煌，它的发展规律等待我们去发掘和阐明。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城市无论沿海还是内地都处在大规模的建设高潮之中，可以说已经进入城市的黄金时代；并且，依笔者所见，与西方可能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可以有若干城市同时塑造它们的黄金时代。在此情形下，关键就看我们如何在国家或主管部门总的建设纲领的指导下，审时度势，及时地根据当地条件，针对自己的特有问题，利用技术进步，创造性地加以解决。每个城市如果真正地深入地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总结其历史经验，捕捉当前发展的有利条件，创造性地制定发展战略，不失时机地调动多方面的条件包括文化优势，等等，城市发展必将大有可为。最近苏州召开“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研讨会就颇有创意，首次公开向社会公开招标，征集研究课题，把研讨会当作过程来办，促成了营造社会氛围和抓好研究成果的互动；我大致浏览该论坛的文集，觉得它给我们的启发还不仅在对吴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从吴越文化到六朝及以后的江南文化等），还在于通过对吴文化价值的新认识，将吴文化研究的主题从历史推向了现代。鸦片战争后，上海开辟租界，“海派文化”的兴起，至少使我国江南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过来又影响江南文化的发展，至今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仍然具有巨大的活力。不久前，上海召开“中华学人与二十一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美国百人会常务理事、百人会文化协会主席杨雪兰女士指出，“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上海具有丰富和多彩的文化历史，并且已经开辟了特定的文化基础的通道，上海目前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战略性的计划去推动和促进其充满活力和独创的文化，从而来显示上海在中国和世界的独特位置。”
在《城市文明》一书中，霍尔批判了斯宾格勒（Spengler）所说的“西方文化的衰落”（也包括对芒福德的批判），在斯宾格勒预言的80年后，芒福德预言的60年后，霍尔以本人的著述为证持有异议，在世界大城市中都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创造力与持续的再创造，而整个过程似无尽头，无论西方文化或西方城市都无衰微的迹象。中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城市生命能自我更新，更确切的要问，点燃城市之火的创造的火花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思考霍氏所提的问题，但更要反躬自问，难到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真的成为“弱势文化”？处在“危险的边缘”？在燎原的全球文化下，就如此一蹶不振？面对中国如此蓬勃的建设形势，除了吸取西方所长外，就如此碌碌无所作为？我们不能不反求诸己。
在此，我想再次重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
综上所述，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并向全国学人及全社会广为介绍，这是时代的任务。中国史家对建筑文化的研究不遗余力，1940年代，梁思成先生首著《中国建筑史》；1960年代，经刘敦桢、梁思成、刘秀峰等人的倡导，曾组织当时全国的建筑研究力量，编纂《中国建筑史》，八易其稿；1980年代，十年动乱刚结束即着手编纂《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华夏意匠》也问世；嗣后，《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分卷中，中国建筑部分以其严谨的内容，光彩照人；近年来，一系列大型中国建筑图书编辑出版，亦为盛事。如果说196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编纂是第一代、第二代建筑史家结合的盛举，文革后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是第二代的成果，那么近几年来除了第二代的建筑史家力著相继问世外，一系列中国建筑新图书的出版，如《中国民族建筑》、《中国建筑艺术史》，以及《古建园林技术》杂志等，青年史家脱颖而出。应该说中国古建筑研究经过三代之努力已经蔚为大观，功绩卓著，形势喜人。
但是，从现实要求看，已有的工作还远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一般讨论建筑文化，每每就建筑论建筑，从形式、技法等论建筑，或仅整理、记录历史，应该说这方面的努力有成功、成熟与开拓之作，这是一个方面。今天，建筑与城市面临新的发展形势，我们宜乎以更为宽阔的视野，看待建筑与城市文化问题。过去，我不惭浅陋，对建筑与城市文化方面曾作了一些评论，如对城市文化、地域文化、地区建筑学的提倡，在建筑创作中提高文化内涵等理论的阐述，此处不再重复了，现针对经济与城市化大发展，以及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对建筑与城市文化发展作一些新探索。
一、着眼于地域文化，深化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研究。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中国城市生长于特定的地域中，或者说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哺育之中。愈来愈多的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多种聚落的镶嵌，如就全中华而言，亦可称亚文化的镶嵌（mosaic of subculture），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巴渝文化等，地域文化发掘连绵不断。地域文化是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世代耕耘经营、创造、演变的结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哺育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组合出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空间的万花筒式图景。
如果说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相应地，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则相对不足，甚至有经缺纬（地域文化不是没有人做，但分散而不平衡）。多年来，本人提倡地区建筑学，其理论与实践不能没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根基，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次去西藏就深感对地域文化的再发现，很惭愧年迈八十方初窥宝库，相见恨晚，西藏幅员之广阔，文化之深厚，民族之纯朴，实给我以极大的教育，亦坚定我对地域文化研究之责任与信心。
前人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地域文化有待我们发掘、学习、光大，当然这里指的地域建筑文化内涵较为广泛，从建筑到城市，从人工建筑文化到山水文化，从文态到生态的综合内容。例如，中国的山水文化有了不起的蕴藏，中国的名山文化基于不同哲理的审美精神，并与传统的诗画中的意境美相结合，别有天地，在我们对西方园林、地景领域中有所浏览之后，再把中国园林山水下一番功夫，当更能领略天地之大美。
另外必须说明的是，地域文化本身是一潭活水，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学者谓全球文化为“杂合”文化（Hybridization），地域文化本身也具有“杂合”性质，不能简单理解为纯之又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文化也要发展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本土文化的积淀，它又在新形式的创造与构成中发挥一定的影响。这些都属于较为专门的问题，此处不多申述。
（2）从史实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向来重史实，这是前贤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统，但理论建树必须要跟上。对建筑文化遗产研究要发掘其“义理”，即对今天仍然不失光彩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环境伦理思想，“惜物”等有益的节约资源的观念。从经典建筑群中，我们可以总结建筑规划茁长的艺术规律，例如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中，顺治初年的三座殿堂，后来又经过不同时代断断续续的添建，从中可以领悟建筑群递增的规律（growth development）与自组织现象。
在理论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对中国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中国近代本身就是中与西、新与旧、成功与失败、革新与保守交融的时期，从历史经典的作品，建筑师本人的身上，也可以找出时代发展的轨迹。以前文已述及的“海派文化” 为例（建筑部分），这里充满传统与革新、碰撞与融合、理论的困惑与矛盾，又有中西合璧“石库门”建筑的实践，其探索对今天仍不无启发。因此，可以说抛却近代历史，建筑与城市理论研究也就不完整。
就理论研究来说，我们有必要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我已多次介绍过王国维先生的名言：“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究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当前中国建筑师在国际竞赛中处于弱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学”与“中学”根基都不够宽厚。相比之下，“中学”的根基尤为薄弱。就素质来讲，我们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我倒不愁他们对当前国际建筑成就吸收的能力，当然需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向，辨别精华糟粕，但同时更希望善为引导他们在“中学”上要打好基础，在科学上要有整体性理解，在艺术修养上要达到高境界，在思想感情上要对吾土吾民有发自内心的挚爱。最近我成行西藏，动力就来自对祖国“宝藏”补课的愿望，它激发我对祖国文化宝藏进一步学习和发掘的信心，因此我也联想到中国建筑文化的“文艺复兴”，我无意低估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可能贡献（例如在近代上海就曾经出现过“万国博览会”），但中流砥柱，有理由更寄期望于我们的学人，打好根基才能与时并进。当然，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能象梁思成先生、童寯先生那样融会贯通，但我们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论上，也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把历史和现实中纷繁的、似乎“孤立”的现象连缀为线索，渐成系统，并作东西比较研究，这是提高文化修养，激发对新事物的敏感，促进创作意匠的关键之点。
（3）追溯原型，探讨范式。
为了较为自觉地把研究推向更高的境界，要注意追溯原型，探讨范式。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一般常总结过去，找出原型（prototype），并理出发展源流，例如中国各地民居的基本类型、中国各种类型建筑的发展源流、聚居形式的发展以及城市演变，等等。找出原型及发展变化就易于理出其发展规律，但作为建筑与规划研究不仅要追溯过去，还要面向未来，特别要从纷繁的当代社会现象中尝试予以理论诠释，并预测未来，因为我们研究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对建筑文化探讨的基本任务亦在于此。历史和现实留存了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当前全球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并未弄清楚，作为研究工作者，总要有一种看法与见解，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可以不断修正、充实、完善，也有可能否定。如果继续深入研究，就不仅是一种看法，甚至可以提高到对某种范式（paradigm）的建构，可以促使我们较为自觉地把理论与实践推向更高的境界。这是我们观察事物的着眼点、立足点，这样可以促使我们开阔视野，激发思考，我们的历史研究就必然逐渐从专史到史论，从单纯的历史、文化研究到关注现实，关注未来，并以多学科的视野寻找焦点、生长点，探索“可能的未来”。其实，有创见、有贡献的中西方学者多是这样一步步走来的，现实也要求、迫使我们非如此不可，时代在前进，我们要随时代改进我们的学习。
（4）以审美意识来发掘遗产，总结美的规律，运用于实践。
科学和艺术在建筑上应是统一的，21世纪建筑需要科学的拓展，也需要寄托于艺术的创造，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高低之分、文野之分、功力之深浅等一经比较就立即显现。如果我们在研究中能结合建筑与城市设计创作实践，以审美的意识来发掘其有用的题材，借题发挥，当能另辟蹊径，用以丰富其文化内涵。
例如，我们在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设计创作中，对这样建立在特殊地点—孔子家乡的特殊功能的建筑物以研究和发挥儒学文化为内容的建筑，它必须是一座现代建筑屹立在这文化之乡，同时自当具备特有的文化内涵，果然在对孔子同时代―战国时代的建筑文化，及对中国书院建筑的发展沿革、形制，进行一番探讨之后，从建筑构图、总体布局、室内外造型上，包括装饰纹样等都作了一定的探索，既选择其内在的“含义”（meaning），又予以现代形象表达，创造一种“欢乐的圣地感”（sacred space），因此整个设计能独树一帜，被誉为该市的现代标志性建筑。
象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除列入保护名册的历史名城与历史地段外，可以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几乎所在皆是，就看你如何去因借创造。有了丰富的历史、地理、文化知识，就好象顿生慧眼，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有了李、杜题韵，东坡记游，立即光彩照人，“落花流水皆文章”，涌出了无穷的想象力，促使建筑师、规划师以生花之笔钩划出情理兼融的大块文章。
（5）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
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如梁思成等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同时，即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修缮、复原设计以至历史名城保护，抢救因城市发展行将被拆除的文物等），据理力争，做了大量工作，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文保工作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建设规模变大，内容变多，时间紧急，保护规划工作一般跟不上，并且由于投资者各种方式幕前幕后的介入、法制的不完善，这项工作的复杂性与日俱增，破坏文物的行为此起彼伏，几乎日有所闻，文物保护工作异常艰苦，收效不一。当前的客观情况要求必须积极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包括扩大保护工作的内容（从古建筑园林到城市，从人工建筑到自然景观），研究符合实际的可供操作的保护措施（例如适当地再利用等）；争取更多的专业工作者合作；吸取社会各阶层热心人士参与，唤起全社会的认识与关注，以至争取决策者的秉公支持，力挽当前混乱局面。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出于专业职责和对历史与后人负责的考虑，文物学术界有识之士在发掘史实，参考国际成功经验与理论，密切与规划工作者结合，投身实际，提出切实措施等方面，更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
时代在前进，我们追求的目标必须不断随之向高处发展，难点在于这移动中的目标本身就需要不断寻觅，不能固步自封，学术思想总在原地踏步。文化是与时并进的，积极关注中国建筑文化的提高必然要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中国建筑与文化研究的高潮必然到来，我们要及早地从多方面入手。中国建筑研究需要放眼世界，总当以东方的思想情操、美学境界启发新的创造，倡建中国学派，并汇入世界建筑文化洪流中，未来不可限量，难于管窥，要有“大海波涛现代人”的胸怀去开拓进取，当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道路漫长，跬步千里，我们必需艰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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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体育 -崔乐泉
主讲人简介
崔乐泉，1959年生于山东桓台，先后就读于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都体育学院和上海体育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和教育学博士，是我国首位体育史专业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现为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员、中国体育史学会常委兼副秘书长。近年来主要从事体育考古学、体育史学和民族体育学方面的研究，出版有《中国武术史》《中国近代体育史》《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图录》等10余部学术专著。
内容简介
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斗争的渔猎、采集、生产活动中，在先民祈求神灵保佑的原始宗教舞蹈中，在原始部落之间的征战中，诞生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古代体育。
中华体育文化是与中国社会历代传统文化同步发展的，中国古代的体育运动无论是形式、技法均有着鲜明的东方文化特征，流露出了先民的聪明才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丰富多彩的中华体育文化，是支撑世界体育文化辉煌殿堂的重要支柱。从生产实践、战斗技能中转化出来的体育运动项目，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古代体育的以增强自身体格体能、娱乐为主的体育精神，虽然有些项目在历经朝代更迭后消失了，但它对我国及世界体育的诸多项目有着深刻影响。
在中国古代的词汇中并没有“体育”这个词。这个词是十九世纪从日本传入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古代没有体育，只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体育。现代体育是时代的产物。在中国古代，表现体育活动的内容，在文献和文物资料中都有体现，包括从远古人类劳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有关体育活动。当这些体育活动从远古人类的生产劳动中独立出来，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存在的时候，即被赋予了游戏的、竞技的、健身的和教育的功效与功能。
中国古代体育可归结为五个方面：第一部分是从生产实践活动和军事战斗技能中转化出来的一系列活动项目。包括射箭、“田径”运动形式，以及水上与冰雪运动项目。第二部分，具有技击和保健特色的武艺、武术与养生活动；第三个方面，娱乐特色的球类运动—蹴鞠、马球和捶丸；第四个方面，在春秋时期已经相当普及的、具有益智特点的盘上棋类游戏；最后一个方面，是具有地域和民俗时令特点的民俗、民间体育，包括龙舟竞渡、还有其他的具有民俗特色的一些体育活动。
当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混沌朦胧状态的时候，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中国东方体育文化已经从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开始逐步向文明社会过渡，并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而此时，以欧洲及地中海为代表的西方古代体育，这时候才刚刚起步，经过公元前八至五世纪的发展，西方的体育才逐步形成。所以说在早期，还是东方体育占了主要的地位，它对世界体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作为东方典型代表的中国古代体育，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上，有的项目虽然在风行一时以后消失了，但是有的随着生命力的增强还是流传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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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谈的题目是中国古代体育。对于中国古代体育，大家有些陌生，因为我们平时接触的都是现代体育。不过，随着北京市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作为人文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传统体育也时常见诸媒体，所以大家也比较了解一点。在这里，我所讲的中国古代体育，从时间上来说，是指从体育活动的出现，到十八世纪末西方现代体育传入中国为止的这个时间；从内容上来说，是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并发展的传统体育活动形式。它既包括了华夏民族的传统体育形式，同时还包括了在历史上民族交往过程中，少数民族以及其他国家的传统体育形式传入我国并发展起来的体育活动。
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的词汇中，并没有“体育”这个词。这个词是十九世纪从日本传入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古代没有体育，只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体育，现代体育是时代的产物。在中国古代，表现体育活动的内容，在文献和文物资料中都有体现，包括从远古人类劳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有关体育活动。当这些体育活动从远古人类的生产劳动中独立出来，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存在的时候，即被赋予了游戏的、竞技的、健身的和教育的功效与功能。
现在在座的各位，当大家一提起体育的时候，就会想到体育健儿们在赛场上竞争的场面，因为这是现代媒体向大家努力灌输的概念。实际上，中国古代体育主要还是指那些带有竞技特点的技巧娱乐性的活动形式，当然还包括人们为了增强自身的体格和技能而实施的一些自我训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古代体育的一些形式和现代体育，包括流行的一些体育形式有些相类，但并不代表我们把古代体育的一些和现代体育相类的形式重叠到一块，就讲清了古代体育。实际上，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体育之间还是有着不同的宗旨，他们各有各的正面，也各有各的负面。就竞技这一点来讲，西方体育强调的竞技性比较浓厚；中国古代体育强调的是娱乐性。大家从画面可以看得出，一幅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赛跑图，一幅是中国古代的养生图，画面典型地透视出了中西体育文化之间的差异。
的确，从另一个方面讲，由于中国古代体育本来不太注重竞技性，它甚至并不刻意追求超乎自然常态和令别人叹为观止的体格与体能，它也完全有理由拒绝仅仅用一些赛场上人为的量化指标，去判定人们的健康水准，特别是在人们为了身体某一部分过度发达而损害另一部分的健康成长时。更何况正因为中国古代体育讲究自家的切身体会，不需要别人去评判，无论男的老的少的、强的弱的，都可以身体力行。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古代体育倒反而更接近体育的真精神。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为了非得要在不同的体育体系之间划分出孰强孰弱来。我强调的是一种理解的观点，因为有了这种观点，才能对一个自成体系的传统体育文化形式，有一个切身处地的了解。从这一点出发，我把中国古代体育分为五个方面给大家介绍。
第一部分是从生产实践活动和军事战斗技能中转化出来的一系列活动项目。这里包括了射箭、“田径”运动形式，以及水上与冰雪运动项目。射箭，可谓是中国古代体育项目的鼻祖了，据考古发现，它在距今两万八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峙峪人文化遗址，曾经发现了一件距今两万八千年前的石箭头，这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在开始使用弓箭了，这是用石头磨制的箭头，绑在木杆上作为当时射箭的用具。到了商周时期，随着青铜工具的出现，石箭头开始向青铜箭头发展。到了汉代，随着铁制器械的发展，青铜箭镞逐渐地向铁箭镞发展。随着箭头的多样化，射箭的形式发生了很多变化，譬如射箭在周代就被列入当时教育的内容之一，当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箭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当时，射箭是一种礼仪，射箭活动要喝酒，还要奏乐，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射箭比赛了。当时的孔子、荀子以及墨子等等，都是射箭爱好者，而且对学生身体力行，同时也鼓励学生射箭。到了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曾经提倡“胡服骑射”，把少数民族的射箭技术引入内地，同内地传统的射箭结合起来，把射箭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到了汉代，射箭运动除了在实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理论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总结，仅《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射法，就包括《李将军射法》、《魏氏射法》等等有八种六十九篇之多。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射箭出现了专业的比赛，在《魏宗室常山王遵传》里边，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时的北魏孝武帝在洛阳的华林园举行了一次射箭比赛，他把一个能容两升的酒杯，悬于百步之外，让19个运动员进行竞射，最后谁把这个酒杯射着了，谁就把这个酒杯据为己有，这在当时叫“奖杯赛”，在中国体育史上，这可是最早的一次奖杯赛了。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一直到隋唐，射箭活动得到了巨大发展。唐代武则天设立了武举制，在武举制里规定了九项选拔和考核人才的标准，其中五项是射箭，包括长跺、马射、步射、平射还有筒射等等。从唐代到宋代，整个射箭在民间更为普及，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在当时的河北一带，民间组织的“弓箭社”就有六百多个，参加的人员有三万多，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业运动员组织了。到了明清，由于满族人入主中原，把少数民族的射箭活动也带入中原，射箭得到了更广泛的开展。康熙61年（1722年），曾经将“木兰秋狝”定为恒制，把承德作为涉猎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提高了整个射箭的开展。当时，由于射箭活动比较普及，加上清代中后期西方的火器在中国进一步普及，射箭逐渐地从军事领域退出去了，演变为一种纯粹的射箭比赛。大家看到的这一幅清代射箭图，是很典型的一幅体育比赛的画面。
下面跟大家介绍一下“田径”。田径，在古代实际上也没有这个词，但是与田径有关的同义词，如跑的同义词“走”，投的同义词“掷”，跳的同义词“逾高”、“绝远”等等经常见之于文献当中，因为田径比赛是现代体育的基础，所以它在整个中国古代体育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体育史上，留下了许多很动人的故事，譬如“夸父逐日”、“逾高绝远”等等，这些都是反映当时“田径”运动的一些故事、一些传说。从战国一直到汉代，由于车战改成大规模的兵团作战，所以士兵的走、跑是部队的主要训练方式，具有长跑能力的人，就成为当时军队的重要人才。在汉画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么一种画面，在《车马出行图》前边，往往有两个奔跑的武士，在当时，它的名称叫“伍伯”，因为“伍伯”经常在飞驰的奔马前边跟马一起跑，所以练就了长途奔袭的能力，他们在传递信息或者重大战役当中，往往发挥马拉松的作用。从汉代开始，由于长跑得到人们的重视，到了后来就发展出一种专业的比赛。到了元代，出现了一种长跑比赛叫“贵由赤”，“贵由赤”是蒙古语，就是快行者的意思。当时“贵由赤”比赛是这么一种方式，在元大都，就是今北京一个点，元上都，就是内蒙古一个点，这个距离是180里，赛跑是两个地点同时进行。大家知道，现代马拉松是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创始的，它的距离是42.195公里，这个“贵由赤”比马拉松的距离长两倍多，而且时间上要早六百多年，所以说，中国古代“贵由赤”的长跑赛在体育史上比马拉松的意义还重大。
除了跑，跳、投掷也是田径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战国兵书，像《六韬》、《吴子》以及其他兵书里边，都有这么一项：选择善投掷、善跳跃的兵组成特殊兵种进行训练，这一项训练方式，促进了田径运动中跑以及投掷、跳跃的发展。南北朝时期，民间曾经流行着一种跳跃运动，叫做“赌跳”，赌就是赌博的赌，赌跳就以跳高为胜，当时刘宋皇帝也鼓励大臣、鼓励军队跳高进行比赛，这对整个军队、对民间跳跃比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除了跑和跳以外，投也是田径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在战国时期，秦军为了统一全国，曾经在部队当中提倡一种“投石超距”的训练方式，让士兵练习投、练习臂力，这样增强了军队以及士兵的素质，提高了战斗能力。
从汉代一直到唐代，军队对于有投掷技能者都是“具禄封进”，进行嘉奖。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投的发展，出现了多种的方式，包括工具都有改进，像蒙古族使用的一种投掷用的“布鲁”，有好多形式，它一是投远为主，一是投准为主，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了。所以，投的发展，对现代体育当中包括铁饼、标枪、铅球等等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讲的“田径”。
另一个就是弄潮游泳与跳水。在东周时候，南方各国都提倡水战、舟战，所以水上兵士训练成为一项重要内容。在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壶壁上就有一幅雕刻水中进行游泳的画面，从这里看出，人与鱼共游是非常明显的，有的像自由泳，有的像蝶泳，整个画面给人以很清新的感觉。秦汉以后，游泳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到整个南北朝时期，游泳活动在全国各地普及，北方地区以及西北地区游泳都还存在，敦煌莫高窟就有一幅很典型的画面，这个画面是敦煌257窟里的一幅《弄潮游泳图》，从画面上四人游泳的姿势来看，跟现在的游泳姿势基本一致。当时，南方游泳主要集中在端午节五月五日举行，主要在钱塘江，还有一些比赛。整个游泳在当时得到很大发展，也受到了众多民众的喜爱。唐代一个著名的诗人李益，曾经写过这样一首五言诗，他说：“嫁与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朝有汛，嫁与弄潮儿”。就是说一个商人遗弃的妻子，竟然去嫁与一个在大海中弄潮游泳的好手，这说明弄潮游泳的健儿已经成为当时的“体育明星”了，受到人人的尊敬。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宋朝，整个游泳在南方是比较普及的，特别到了宋代，整个弄潮还是以南方的浙江之潮为主。当时钱塘江之潮，在全国都是挺有名的，南宋词人辛弃疾，曾经把当时在南方弄潮游泳的壮观景象用一首诗作以表达，这首诗是这么说的：“吴儿不怕蛟龙怒，风波平步，看红旗惊飞，跳鱼直上，蹴踏浪花舞。”游泳健儿在水上活动的场景跃然于纸上。到了明清，游泳在全国各地比较普及，在西藏的布达拉宫就有这么一幅画面，反映当时的人在水中游泳、跳水的画面，而且非常形象。
与游泳有关的，还有跳水、泅水。跳水在民间叫“扎猛子”，它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直到隋唐，随着游泳技术的改进，跳水的技术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到12世纪的宋代，在跳水项目中出现了一种叫做“水秋千”的跳水活动，当时“水秋千”怎么跳呢？就是在大海当中的船上树两个很高的竹竿，竿上扎上秋千，当跳水运动员荡到跟秋千的横梁齐平的时候，突然一个跟斗从秋千上跳入水中。由于这种方式比较惊险，而且高度也比现在高，所以它要求运动员不仅要有高超的技艺，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耐力和勇气。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这种跳水毕竟是民间的一种跳水活动，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现代西方跳水运动传入中国，整个国家的跳水运动才缓慢地发展起来。
第一部分最后一个方面，我想给大家说说古代的冰雪运动。我国古代冰雪运动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而且是北方的少数民族首先掌握的。当时，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曾经发明了一种竹马滑冰，人踏在竹马上，手执一根曲棍，向前滑行，这是最早的一种滑冰的方式。在《隋书》里，记载了距今一千四百多年前，大兴安岭的“室韦人”曾经“骑木而行”滑雪，它是脚踏在两个滑板上，相当于现在的雪橇，进行滑雪。从宋明以后，冰上运动更为兴盛，据文献记载，明熹宗五年（1625年）正月初二，东北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在太子河上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冰上运动会，他进行的第一个项目是冰球，然后又进行花样滑冰表演。当时规定，凡是冠军获得者赏银二十两，亚军十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冰上运动会。到了清代，随着满族人入主中原，把他们的一些冰上活动也带入内地。规定：每年从全国各地选拔近千名“善走冰”的人，入宫进行训练，每年从冬至到三九在太液池，就是现在的北海和中南海进行训练、进行表演。当时的画家金昆、程志道曾把这个壮观场面作了一幅《冰嬉图》，从《冰嬉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表演有花样滑冰的金鸡独立、哪咤闹海等等。还有杂技表演的弄幡、爬竿等等，另外有军事训练冰上射箭，还有一种冰上踢足球，这都是当时滑冰表演的各种项目。所以这个形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现在的花样滑冰还丰富得多，这是第一部分。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第二部分，具有技击和保健特色的武艺、武术与养生活动，同时我把角抵与相扑，还有马术也一块儿给大家介绍。武术，在中国古代体育的历史上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器械，一个是拳术，一个是器械演练。武术器械在商周时期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实它最初是从生产工具和军事兵器发展演化过来的，商周时期的一些青铜兵器，像戈、戟、钺、矛、斧、刀、剑、铩、殳等等都是最早的武术器械。秦汉，随着铁制武术器械的发展，整个武术器械的内容、范围和种类更加多样化了。在中国古代，由生产工具、军事器械发展出来的武术器械，有这么几大类，一个是钩击类器械，有戈、钩形器、戟、吴勾等等；击刺类器械，有矛、剑、铩、殳、枪、叉等等；劈砍类器械，有刀、斧、钺；砸击类器械，有棍棒头、鞭锤等等；卫体类器械，有护臂、护甲以及盾。器械的发展，促进了整个武术器械走向多元化，可以说我国古代武术器械多样化都是从这几类演变发展过来的。
除了器械，拳术也是武术当中一项重要内容，最早在《诗经·巧言》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无拳无勇，职为乱阶”，说明当时的拳术已经出现萌芽了。到了汉代，拳术活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仅《汉书·艺文志》收录的，就有《手搏》六篇，这是最早的有关拳类著作的记述。在画像石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拳术演练的画面，这是出在南阳的一幅汉代画像石，上边表现的人与人之间进行拳术相斗的画面比较形象。从汉代一直到隋唐，整个拳术在民间比较普及，特别是在宗教寺院，在其他的宗教圣地，拳术成为一种武术演练形式。在敦煌 莫高窟，就有一类以拳术演练为主的图案，而且这种图案表现非常多，说明了当时与武艺有关的内容在整个民间是比较普及的。到了明清，拳术、拳法得以总结，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理论性的总结上升到一个高度，像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就曾经记载了宋太祖的“三十二式长拳”。明代，拳术已经出现了内外家，内家是以少林武术为代表，外家是以张三丰创立的武当武术为代表。到了清代，几大拳系已经逐渐形成了，当时文献记载的拳系有几十个，拳套路有几百多种。这里展示的一幅关于少林寺《拳术演练纹》的壁画，就很形象地展示出在清代拳术已经非常普及了。
除了拳术，器械演练也有很大发展。实际上，器械演练是随着武术器械的丰富和拳术的发展而出现的。到了秦汉，适应“近战决胜负”之需要，器械演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汉画像石就有许多表现器械演练的画面，这是在河南出土的汉画像砖，上有两个人在击剑。除了击剑，当时还有其他器械的技法，剑对钩镶、剑对戟等等多种，有单人训练，也有双人训练。所以说器械演练除了实战的，在民间互相之间的演习也非常普及。到了三国时候，这项活动也普及到民间，普及到一般老百姓当中，像三国吴朱然墓里边曾经出土了一个漆盘，上面有两个小童进行对棍表演的画面，这叫棍术，在民间都有存在。从宋元一直到明清，出现了一个关于器械演练的统称，叫“十八般武艺”，其实“十八般武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它本身是一个器械演练的统称，它可以是十八般，也可以更多，这个名称本身并不是限定某个数字，表示了中国器械演练的技术已经相当丰富了。在明清绘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器械演练的场景。
与武术相关的还有一大类是古代的养生，保健养生被称为中华武术之魂，也可以叫做中国整个古代体育的基础。保健养生在古代主要分这么三大部分，一个是导引术，一个是行气术，还有一个按摩术。
行气，又叫吐纳，又叫胎息，又叫练气。行气起源什么时候，现在文献记载还不是太明确，但是从考古资料来看，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存有一件《行气铭玉杖首》，这是一件玉器，它上面刻有四十余个字，用“三字诀”的形式，把行气的要领跟功能做了全面的描述，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目前发现最早的行气养生文献。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了一件写在缯帛上的《却谷食气篇》，也是一件文献，它的内容要更详细，这说明行气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行气术有关的导引术，是以引伸肢体为主的一种锻炼，当然它也配合呼吸。导引术最早的资料也是见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这是一件《导引图》，它跟前面的那件《却谷食气篇》，是同绘在一个画面上，这个画面比较丰富，它反映了四十多个人物徒手、执器械进行各种养生练习锻炼的情景，这个方式比较多样化。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保健养生体操。汉代以后，导引养生术常盛不衰，1900年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一件编号为P.3810的《呼吸静功妙诀》，是当时很典型的一件行气文献，还有一件是南宋传下来的《文八段锦》，它以八个形式反应了当时的行气、导引的功法过程，是很珍贵的资料。
与导引、行气发展的同时，以舒筋活络为主的按摩术在明清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医研究院藏的清人绘的《导引图》、中国医史博物馆藏的《十二度按摩图》，就很典型的把整个按摩的形式做了描绘，像画面展示的这幅《十二度按摩图》，就从12个角度把这按摩的各个形式做了描述，当然这是其中的一幅。与此相关的，在故宫博物院及其他博物馆，还存有明清时期的按摩器，这都是按摩术盛行的标志。所以说，无论从行气，还是导引，还是按摩，它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讲究的有关保健养生的一些体系，与古代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它是在古代保健养生体系的基础上，逐渐完善起来的，这是我讲的保健养生体育。
再就是摔跤，摔跤基本上是沿着角力、角抵和相扑、摔跤这几个形式发展过来的，最早起源于古代“蚩尤戏”，“蚩尤戏”是为了纪念与黄帝逐鹿中原的蚩尤而在北方流行的一种民间的竞技活动。到了东周时期，这种角抵戏比较普及，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中非常多见，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发现了一件铜牌，上面就有两个人在摔跤角抵的画面，这是比较典型的。在《史记?李斯列传》里也曾经记载秦二世胡亥在甘泉宫观看角抵的情景，所以角抵从东周一直到秦代还是比较普遍的。到了汉代，由蚩尤戏发展过来的角抵的形式，有很大的文化意义，当时有一出戏叫《东海黄公》，这个戏的大概意思，就是黄公的父亲被老虎吃了，黄公为了报仇，跟老虎进行相搏，就是角抵，当时跟老虎相斗的黄公也是有道具的。这跟前面讲的蚩尤戏，是一个体系发展下来的，而且它在表演性质上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因素，具有很大的文化内涵，可以说后代戏剧当中的武打，与它们的发展有很大的联系，《东海黄公》可以说首开中国古代武打戏的先河。与此相关的汉代的角抵，也在各地有了发展，像出土于山东金雀山汉墓里边的一幅帛画，中间两个摔跤角抵人物正在跃跃欲试，整个动作都很典型，旁边站着的一个应该是裁判。
角抵经过战国秦汉的发展，到晋代出现了另一个名称，叫相扑。整个宋辽金元，它的发展占主要地位，宋代的一部有关记载角抵的书，叫《角力记》，它是一个署名调露子的人写作的。它把宋以前有关角抵的形式做了记录，可以说是我国体育史上最早的一部著作了。宋金元发展出来的相扑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时候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正式比赛的，就像打擂台。这种形式，我们大家看过《水浒传》的都知道，在《水浒传》第七十四回的“燕青智扑擎天柱”，这个过程就是描写相扑正式比赛的一种性质；另一种相扑，是在表演场合进行表演的，它是给人看的，当时在东京，还有其他地方，在其他场合都有这种表演，而且表演的服装基本延续前代。大家看到的这幅画面是金代的砖雕，现存于陕西省博物馆，这个画面就很典型的反映了两个力士在相扑前的一个瞬间，这个画面是上身赤裸，下身光腿赤足，仅在腰间系一个兜裆。这个相扑跟现在日本的相扑完全一样，也就是说相扑从中国晋代以后，逐渐通过文化交流传到日本去了，它基本上把这个形式保留下来。
明清时候出现了另一个名称，就叫做摔跤。现在所称的摔跤就从原来这个体系发展出来的。明末清初有一个叫陈元贇的，他在抗清失败后，曾经东渡日本，把中国的摔跤与中国的拳术进行糅合，在日本授徒传技。最后经过日本人士的辗转传播以后，发展成了日本现在的柔道。所以说，包括我们刚才谈的日本的相扑，日本的柔道，都与中国古代的摔跤有着很大的关系。到了清代，摔跤在宫廷当中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满族人入主中原以后，摔跤是本民族很传统的活动形式。当时的摔跤有两种，一种是“官跤”，摔跤的人叫做“布库”，当时宫廷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善扑营”来管理，善扑营的布库分一二三等，每年按等领取钱粮。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养心殿御前进行摔跤表演。说起布库，在历史上它还起过很大作用，看过电视剧、历史书的都知道，少年康熙皇帝擒拿鳌拜，就有他所训练的一帮布库们的功劳。清代的摔跤，除了在民间，在军队当中也作为一种练兵的方式，大家看到这幅画面是乾隆时期的一幅《塞宴四事图》，四事之一就是摔跤，尽管画面极力宣染其中的艺术色彩，但也难以掩盖其中的一些竞技气氛；除了“官跤”，在民间还有一种摔跤叫“私跤”，私跤就是老百姓进行的一些游戏活动。当时在北京东四、西四、东单、西单、日坛、月坛、地安门等等，都有当时的“跤窝子”，老百姓叫跤窝子，就是摔跤的场所，每到有关节日、有关集会的时候、休闲的时候，几对大汉就在跤窝子里进行摔跤。这是民间的一种形式，中国现在的摔跤在很大程度上与古代的摔跤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它是有很深的文化底蕴的。
马术活动，在中国古代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体育运动，包括赛马，还有马戏等等。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岩画里边就发现了史前的赛马术，在郑州也发现了有关画像砖上的《赛马图》，这是很典型的描写赛马的一个画面。除了赛马，马戏也是当时百戏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马戏的表演惊险绝伦，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壁画、漆画当中曾经留有下了无数著名艺术家对当时马戏的精妙刻画。这里展示的是在山东沂南出土大型百戏壁画当中的一个画面，是小孩在进行马戏表演，非常惊险。到了明清，马术表演除了民间，还作为军队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清宫画家郎士宁曾经描绘了一幅反映清军进行马术训练的《马术图》，表现了清军在马术训练当中的各种动作、各种方式，非常引人入胜。
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第三个方面，娱乐特色的球类运动—蹴鞠、马球和捶丸。当然，中国古代的球类运动是比较丰富的，其他的像十五柱球、还有板球、还有曲棍球等等。这里，我主要给大家介绍这三个球类。
蹴鞠也就是中国古代的足球，了解足球历史的也可能了解这一点。中国古代的蹴鞠，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在民间普及了。司马迁《史记》曾经记载当时大政治家苏秦，在向魏王介绍他所看到的齐国首都临淄的繁荣景时说，临淄的居民生活富裕欢乐，经常斗鸡、走狗、蹴鞠，所以说蹴鞠在市民当中是一项很典型的游戏活动，这说明了在北方各国蹴鞠是比较流行的。实际上南方也是很流行的，像刘邦建立西汉以后，他的老家是楚国，他把他的父亲刘太公搬到宫里去了，结果刘太公整天闷闷不乐，刘邦就非常奇怪，派人去打听说为什么呢，原来他老父亲在楚国丰邑，也就是在家乡的时候经常跟一帮老邻居、老哥们儿，一块踢球、斗鸡、打六博等等，来到这儿虽然生活很幸福，吃得好、穿得好，但是比较郁闷，刘邦说这好办，就在首都仿照刘太公的丰邑新建了一座城—新邑，把刘太公的老邻居全都一块儿迁过来，一块儿踢球、斗鸡、走狗，从此以后，刘太公又高兴起来了。这说明了当时的蹴鞠活动在民间是非常普及的，而且也非常流行。
蹴鞠既然发展了，它形式就会有多样变化。汉代的蹴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音乐伴奏为主的蹴鞠，河南郑州的一幅蹴鞠图，是在音乐伴奏下进行，是靠踢技巧，踢出动作来，这个蹴鞠图是一个女子蹴鞠，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女子蹴鞠了；除了以音乐伴奏为主的蹴鞠形式，还有带球门的蹴鞠比赛。带球门的形式是一种竞技性的比赛，当时的蹴鞠设有六个球门，汉代有一个叫李尤的，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叫《鞠城铭》，他就把蹴鞠的规则以及裁判、比赛当中遵守的一些道德规范记录下来，他说比赛双方各设六个球门，而且各有六个守门员，还有正副裁判。这种竞技性蹴鞠除了在民间，也影响到军队中，著名大将霍去病在塞外征战的时候，在战争之余以蹴鞠来训练士兵，就是靠这种形式。当时的球场叫做“鞠城”，球门叫做“鞠室”，是在地下挖的球门。到了唐代，蹴鞠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什么变化呢，第一个是球的变化，过去的蹴鞠用球是实心的，在动物尿胞里面，或在其他皮制器物里面塞上毛发，作为一个实心的球踢。到了唐代，发明了充气的球，它这个充气球怎么做的，中间的芯是用动物的尿胞，冲上气，周围用八片皮子缝起来作为足球，跟现在的足球基本上一样，这是一个球的改进。二是球门的改进，当时也是两种形式的球门，一种是两个球门的形式，就像现在的球门一样。像画面上展示的示意图，就在场地两端，各竖两根竹竿，上面扎网作为球门，这是一种非常讲究对抗性的竞技比赛的足球。另一种，就是在场地中间竖一个球门的形式，在竹竿上扎上网子以后留一个球门洞，这个球直接对抗性不是太强烈，讲究的是技巧性，只要把这个球踢进了球门洞里，落入对方场地，这就算胜了，这是另一种形式，讲究技巧性。这也是中国古代体育的一个特点，讲究技巧，而且竞技性比起西方体育来说稍微逊色一点。
到了宋代，蹴鞠基本上延续着前代的形式，主要的还是单球门的形式。需要指出的是，蹴鞠在唐宋以后随着文化的交流也传入日本，虽然古代蹴鞠到清代以后逐渐消亡了，但是到日本却一直流传着，这个就是日本蹴鞠的一个画面。宋代蹴鞠除了球门的形式，还有一种是“白打”。球门就是我刚才说的唐代的一个球门的形式，“白打”就是踢出花样，可以一个人，也可以十个人一块踢，讲究技巧性，就相当于现在足球当中的颠球。有一幅画，上海博物馆藏的，叫《宋太宗蹴鞠图》，它表现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还有大臣赵普等等，进行“白打” 蹴鞠的情景，一个很形象的反映。大家看过《水浒传》的、电视剧都知道，《水浒传》里边描写的那个高俅，就是因为踢得一脚好球，得到了宋徽宗的赏识被提拔做了高官，这些都是蹴鞠盛行的一个标志。从宋元一直到明清，在中国古代流行了几千年的蹴鞠，逐渐走向衰落，它的特点就是从竞技性的蹴鞠，当然竞技性不太明显，逐渐转变到儿童当中，再就是妇女当中踢足球。这个特点比较明显，慢慢的娱乐性增强了，竞技性衰退了，它的存在的能力、影响逐渐的变小了。特别是近代，随着西方足球逐渐传入中国，中国古代的蹴鞠，到了清代末年基本上消亡了，现在基本上看不到这种运动形式了。
球类运动除了足球，还有一项就是马球，马球运动起源于什么时候，现在还有争议，但是在公元三世纪，曹植在他的《名都篇》里有这么一首诗句，叫做“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这个“击鞠”实际上就是对古代马球的一种描写，说明在汉末的时候，马球就已经存在了。马球运动从汉代一直到整个隋唐都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唐代曾经风行一时，还出现了专门的马球场。考古工作者在陕西长安唐长安大明宫曾经发现了一个奠基石，上面就记载着关于马球场建立的情况，刻的是 “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它是马球场建立的一个见证。除了球场，当时有关马球的画面表现的非常丰富，陕西章怀太子墓里边就有一幅很宏大的打马球的画面，其中球的形式、马球杆的形式、人的动作都表现的维妙维肖。除了这种画面，有关马球的陶俑也经常见诸于各地，这件马球俑是存于新疆的。另外在其他国家许多博物馆也经常有打马球的唐代陶俑出现，中国体育博物馆前几年在国际奥委会洛桑博物馆举行了一次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展览，其中有一部分文物是从其他国家调入的唐代的马球俑，所以唐代马球俑在其他国家存着很多，在国内的许多博物馆也有，这证明马球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唐代是非常盛行的一项运动形式。现在马球运动是西方传入的，中国古代马球到了清代基本上消亡了，不过它的一些形式，跟现在马球还是一样的。
球类运动的另一类是捶丸，捶丸最早起源于什么时候，元世祖至元19年（1282年），一个署名宁志斋的老人写的一本书叫做《丸经》，他就记述说捶丸最早在宋徽宗的时候就出现了，在宋元明的时候曾经大盛。关于它的形象资料，早期的时候见得不多，但是很典型的一幅资料是山西洪洞水神庙这幅画（《捶丸图》），把击球者的动态、球窝、球杖还有整个地形描写的比较形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幅《捶丸图》。到了明代，捶丸在民间比较流行，但是在宫廷当中还是一项高雅的运动，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行乐图》，其中表现的就是明宣宗进行捶丸的画面，这个场面包括地形、地貌、还有球的形式、击球的动作，跟《丸经》、跟前面说的《捶丸图》是基本一致的，从整个捶丸的形式、它运动规则来看，跟西方现代的高尔夫有很大的相类。关于这个问题，体育史学界、还有历史学界很多专家进行了考证，大家都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中国古代的捶丸与西方的高尔夫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现在西方的高尔夫最早见于苏格兰，它出现的时候，中国古代的捶丸已经比它早三四百年了，而且两项的规则、运动方式基本上一致。所以说，从整个历史上来说，两者之间肯定有着渊源的关系。当然有很多因素，元代蒙古大军西征，是不是把中国古代的捶丸带到西方去，这也是一个观点，当然还有其他的。所以说它们之间这种渊源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第四个方面，就是从春秋时期已经相当普及的，具有益智特点的盘上棋类游戏。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棋类也脱不尽演化自古代战争的痕迹，即使撇开仍然保留着将、士、象、车、马、炮、卒等等具有军事术语的象棋不谈，就是以抽象形式出现的“黑白”、“方圆”等等围棋这一类的别称，也正如东汉马融所说的：“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阵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怯者无功兮，贪者先亡” 。这类古往今来征引不尽的“以弈喻棋”的说法，令人想到尽管疆场上的斗勇已转化为棋盘上的斗智，但是它们仍是中国本土固有的棋类游戏当中最有竞技性的一类益智活动。实际上，中国古代盘上的棋类游戏，在发展中也具有了一种陶冶身心的活动形式，如围棋在中国后来就具有“烂坷”、“坐隐”之称，而其本意恰恰是让弈者忘却时光的流失，作为排遣消闲、娱乐养性的一种工具。
围棋，根据文献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流传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经记载，魏国的大夫大叔文子曾经用“举棋不定”这个术语，来比喻政治上的优柔寡断，说明围棋在当时已经很流行了。考古资料所见是东汉时期的围棋盘，这个棋盘在河北望都发现的，棋盘呈方形，上面有十七道，下面有四个足，这是当时围棋的具体形制。围棋在历史上一共发现了两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敦煌石窟发现的《碁经》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棋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就是说这时候的围棋已经有十九的棋盘了，跟现在的一致。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棋盘已经流行十九、十七道两种形式的，这是一种变化。另一种，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候，梁武帝为了推进围棋的发展，设立了“棋品制”，授予与棋艺相当的棋士为品格，当时棋品定为“九品”，这种“九品”后来传到日本，形成现在的“九段”，所以日本的段位制就是从中国的“九品”制传过去的；第二个变化是在隋唐时期，隋唐时期围棋主要的变化是十九道的围棋基本定型了，这个画面是出土于新疆的一个唐代的《仕女围棋图》，就是反映唐代的仕女弈棋，它也反映了唐代围棋的普及情况。在唐代，陕西、还有新疆一直包括日本的正仓院，都存有当时的围棋盘，而且它都是十九道的。这件棋盘在日本正仓院，由中国皇帝送给日本孝武天皇的，它也是十九道的，说明这时候围棋已经基本定型了。到了明清，围棋的发展主要是流派增多，有关棋谱也更为多样化。但是总得来看，到了清代末年，围棋的水平还是有所下降，它与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与围棋相关中国象棋，一般认为起源于兵家，据说是与春秋战国时期部队的遣将布阵有很大的关系。象棋最早称为“象戏”，因为唐以前没有象，甚至唐代传入日本的“将棋”也没有象，是为什么称为象棋呢？有人说因为当时的象棋子是象牙做的，所以把它叫象棋。象棋发展到了唐代，它的形制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王、军师、马、炮、车、兵这几个棋子，其中砲是比以前多出来的，所以唐代的象棋比以前局制有很大的改进。
到了北宋时期，象棋基本上定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无论从制度上，还是象棋子的特点上，都基本上跟后代没有大的变化。河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洛阳曾经发现了一副瓷质的象棋子，黑、白象棋各十六枚，棋子的类型跟现在象棋基本上一样，所以说宋代的象棋基本上完全定型了。
在棋类当中，还给大家介绍一个六博棋，六博棋大家知道得可能少一点。这个棋，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实际上在古代的棋类史上它是比较早的一类棋，像我前面讲的苏秦在向魏王介绍关于齐国的繁荣景象时，也曾经提到临淄的居民在下“六博”。所以说，六博就跟当时的蹴鞠一样，也是比较流行的一种活动形式。根据有关文献，还有考古发现的资料，六博棋主要包括哪些呢？一个是棋局，一个是棋子，还有鱼、还有箸、还有博筹，它是掷采行棋的一种方式。战国到秦汉，曾经发现了许多与六博棋有关的棋局，画像石上的有关刻画等等，有些铜镜上也有六博，这都是当时六博普及盛行的一种标志。但是，汉代以后，六博逐渐地转化为一种赌博的形式了。随着丝绸之路，六博曾经传入西方，东晋十六国的时候，曾经传入印度。但是隋唐以后，传入印度的这种六博棋也逐渐消亡了，因为它的生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棋类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生命力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也就逐渐消失了，这是讲的棋类。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具有地域和民俗时令特点的民俗民间体育，这里包括龙舟竞渡，还有其他的具有民俗特色的一些体育活动。
据考古发现最早的资料，有关龙舟竞渡在春秋时候就出现了，在浙江鄞县出土的一件青铜钺，它表面的纹饰就是龙舟竞渡，而且人戴着羽饰，动作整齐划一，把竞渡的场面描写的比较形象。另外考古工作者在西南地区发现的相当于战国中期到东汉的石寨山式铜鼓上，好多画面也是表现竞渡赛的，所以说这种运动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
秦汉魏晋以后，龙舟竞渡经常在民间盛行。特别是隋唐以后它的竞赛时间比较统一了，一般都定在每年的五月五日端午节期间。这幅画就是宋代画家李嵩绘制的一幅《中天戏水图》，这是当时龙舟竞渡的一个画面。直到现在，龙舟竞渡还在全国各地非常普及，每年在一定节日举行，而且作为一种群众习见的形式。
除了龙舟竞渡，在具有地域和民俗时令特点的民俗民间体育活动当中，还有一类是依据民俗节令的变化而兴起来的、带有规律性的一种体育活动。这种活动形式就是在节日期间、在民俗节会期间举行，而且每当节日期间必须举行这类活动。它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像春节、七夕、清明等等，这些期间都有民俗体育活动举行。因为长期在节日之间，这种活动就演化为一种体育游戏节，现在许多少数民族当中都存在着这种节日。因为它是一种例定性的、每年的活动，所以说这种活动就比较普及。还有一点，就是民俗节令体育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活动形式，因为它多在民俗节令期间举行，所以说能使人们在劳动之余，一张一驰、一劳一逸的转化中发展身体，增进健康，这是民间体育活动的一大特点。从这一特点出发，典型体育项目主要有这么几种：像拔河、秋千、踏青、登高、高跷、放风筝、元宵观灯、跑旱船、舞龙以及踢毽子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很典型的民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中国古代体育史上这些通过民俗节令而发展起来的体育活动形式，由于它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环境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当代，经过历史的洗练而流传下来具有民俗特点的体育活动，仍拥有众多的参与者，而且成为全民健身的重要活动形式。
从上面讲的整个中国古代体育史的发展表明，当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混沌朦胧状态的时候，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中国东方体育文化已经从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开始逐步向文明社会过渡，并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制定了与后世各项运动相关的规矩，也叫规则。而此时，以欧洲及地中海为代表的西方古代体育，这时候才刚刚起步，经过公元前八至五世纪的发展，西方的体育才逐步形成。所以说在早期，还是东方体育占了主要的地位，它对世界体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作为东方典型代表的中国古代体育，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上，有的项目虽然在风行一时以后消失了，但是有的随着生命力的增强还是流传下来了。从对大众健康来说，对整个社会发展来说，东方体育本身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现在经常在街头、在公园见到老百姓的锻炼，许多活动方式实际上都是我们民族自己创造的。而且对老百姓身心有很大益处的，还是我们民族的体育。
我的演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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